天气阴冷，双脚冰凉。但忽然想到“时值唐朝的祭屠月，又恰逢伊斯兰斋月”这句。刹那间，用塞尚的话说，如美酒入喉！这份突如其来的明亮欢乐，我多想传达给你。那些在无可奈何的沉寂沼泽中跋涉太久的旅人，知道阳光、色彩、希望是那么宝贵。敲响太阳的炎热之钟吧，在这阴霾弥漫的深秋！正因为世界之冷漠，幻想才如此热烈。我那历尽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领悟到：他们的不幸，只是不过是幸福的一部分、一种色彩。
14:44 2011-10-31
Read More每逢熄灯时刻，卧铺车厢走廊上流溢的光芒总会给人以静谧温柔之感。一名归程中的旅客正在翻看菲茨杰拉德的著作，惊奇地发现小说家诉诸笔端的竟是读者本人的生活。于是除夕夜的冷清、幽暗广袤的乡野、荧荧闪耀的神秘树林，以及异常单调的日月星辰的运行节奏，立即赋予他宁穆而无边无际的失眠。窗外岑寂的夜幕下，一族牵大象的巨人跨越铁桥，悄无声息隐没于黑魆魆的群山间。一枚孤独无助的种子忽然从旅客体内萌发。他再也无法证明巨人确曾存在，不得不忘记他们的庞然背影一度遮没大片星空。 远处，明亮环绕着无以名状的空旷，犹如外星人开辟的临时降落场。
Read More凌晨，摇下车窗，滚滚而来的风槌敲击着我们的脸庞和昏沉睡思。城市上空，夜雾弥漫，路灯伴着漫无边际的立交桥高低起落，橙黄色的光芒照向黑湿的众多树冠，被它们复杂而细微的边缘分割成许多明暗相隔的辐射状光影。那些钢筋混凝土的新世界的巨大图腾柱还睁着几只眼睛，或已全部闭合。我们再一次确认，这个时代的诗意就潜藏在威力无穷的大都市里，它赋予我们的感受比我们看到的更多。生活不会停息，死亡毫无意义，再多的反省、冷观，也无法浇灭世人的炽情热望，它作为存在显然高于我们的领悟。
10:55 2011-7-3
Read More有段时间，写作似乎停滞了，故事仅仅在他内心缓慢生长。那些准确而动人的精神上的细节，如同爬山虎的一枚枚小吸盘，让他确信这棵植物是攀附于粗朴坚固的现实之墙上的。但它生长得越茂盛，我们越难以窥见现实的原貌。最终写作者放弃了那阴影下的现实，作为该死的溃疡它唯有在阴天才陡然发作，而他仍将不顾疼痛唱起阴天的歌。对于许多虽不从事这门技艺、却同样过着秘密生活的人，他们以相爱的方式为这个暗沉沉的世界涂上明艳色彩。
Read More 世人评价黄仁宇，“想象力”往往成为一个特殊的关键词。德国史学大师西奥多·蒙森在其巨著《罗马史》第五卷中写道，想象力不仅是诗歌，还是历史学的源泉。黄氏也曾谈及类似的观点。（在他回忆李约瑟的文章里有那么一句：“李约瑟讨论郑和到非洲时，想象这个宦官出身的舰队司令从船舱凝视大海的场景。”）然而蒙森的说法虽正确，却每每引起误解，因为外行人很容易把“想象”跟“虚构”甚至“杜撰”画上等号。但对笔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下简单的判断句无助于我们研习前辈大师的美妙方法。
黄仁宇曾言：“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多年的阅读和写作让我意识到，或许“技艺”才是解开秘密的钥匙。在文章《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里，作者提到这位明朝最后一任户部尚书的童年经历，分析了他观念的渊源，并述及晚明的制度路径、思潮、财政税收情况，乃至广阔的社会现实。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再度体验到《万历十五年》的逸韵。它不同于艰深枯燥的史学论文，不同于意识形态笼罩的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里略带感慨地为自己辩护：“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亦不同于如今大行其道的通俗演义式的历史读物。黄氏的作品不仅避免了以上三者的短处，更吸收它们的长处，从而形成了作者自己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延续《中国大历史》眼光的《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还是综合了《黄河青山》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内容及主旨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它们依然能够把微观和宏观、抽象和具体紧密结合，而不像前述三者那样顾此失彼。如果要探究历史学家的想象力，那么这种轻快跳跃于不同意识层面之间、游走于不同维度的精神世界之间，而又时时能用某种稳定的视野，对它们加以统观的能力，正是他们非凡想象力的真实内涵。黄仁宇并不指望将历史定于一尊：那不是修撰历史的使命所在。
《罗马史》第一卷出版后，蒙森承认“工作量是巨大的”。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更不应忽略瑞典文学院《授奖辞》的提醒：“如同任何真正艺术作品的形式都得自天成一样，他完成的作品中丝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艰辛。读者像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完全不受拍岸涛声的干扰。”显而易见，劳作的艰巨在此跟形式的轻快成正比。黄仁宇的著作也经常引发读者类似的慨叹。所不同的是，西奥多·蒙森的想象力体现在他以全面掌握史料为基础，精深而广泛地运用对比法，将他珍视的人类激情展现无遗。关于寡头统治时期的罗马贵族，蒙森如此评述道：“他们一致认为集团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虚荣心就是荣誉感，冥顽不化就是坚定……”黄仁宇则不轻易外露其激情。其文章厚重之余，还不时透着淡淡的反讽、出人意表的含蓄幽默，我们仿佛在观看唐·吉诃德向风车怪物发起冲锋，体会了那些比无奈、艰辛或荒唐更深刻的东西，进而触摸到历史的立体形象。笔者相信，该风格与黄氏锐意磨练的技艺密不可分，同时又跟他的生平遭遇、他的个性和世界观有着关联，跟他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有着关联。然而，我之所以喜爱这两位史学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炉火纯青的技艺。倪元璐批评张居正的继任者，指其“以瞆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平和，以肉食素餐为镇定”。这番议论同上述蒙森的评语形成了惊人的呼应，它们神秘的相似性所折射的光谱比我们肉眼看到的更多。显然，两位历史学家总在向勇于任事、敢于变革的人物投去最热烈的目光，他们分析史事成败的框架，则远比伦理、道德或个人命运更为坚实。倪元璐给友人写信说：“大都天下之事，不患无议论而患无事功，不患无风节而患无经济。”这句话极像出自黄仁宇的笔端，而黄氏对于倪元璐的评价——政治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思想家、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也仿佛是作者的自况。其实，历史学家貌似冷峻的笔触下，潜藏着真正抚慰人心的暖意，让我们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疴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避免假设历史、哀叹历史，摆脱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负担。黄氏一向提倡的“大历史观”，将视野超越人身经验，这也是他治史的一个宗旨。
黄仁宇每以“历史作家”自谓，他有句话已被我多次援引：“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不同。”笔者也曾撰文谈论历史学对叙事学的启示，试图说明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构思的过程相逆，他们的技艺是可以彼此借鉴、转化的。然而，在此我乐意将更高的宝座让予历史学家，准确地说，是像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哲学家。正如塞内加、蒙田、马基雅维利之于莎士比亚，叔本华、尼采之于后来的许多伟大的文学家，随着时光流逝，黄仁宇将收获他应得的承认：我们文艺复兴的思想先行者。这个推断考虑了中国的特殊现实。仅从叙事艺术的领域来讲，在政治语调依然难以稳定，因而常常显得矫情、简陋的今天，艺术家要么试图避而不谈（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要么陷入两极，唱着不同却又相同的高调。因此我们总是不能摆脱“虚假”的魔障。而放眼当代中国，欲达成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去魅”，黄仁宇给予我们的启发可能尤为关键。类似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它的功用绝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史实，甚至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某段历史“缘何如是”，它的意义更在于让我们了解现实（包括历史和今天）缘何如是。
由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创作的《中国社会的特质》可视为黄氏思想的总纲领。两位作者写道：“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这个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句子，如今仍然适用。史家的眼光常常以世纪为尺度，因此不要轻易认为往昔的史家预见不到今日之事，也不要以为他们昨天说过的话不能反映今天的状况。实际上，他们的幸福正是来源于同时看到了这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如果仅仅将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流水线理解为编剧、特技、音乐、表演、后期制作乃至推广发行等一系列运营程序，未免仍流于肤浅。海德格尔把技术阐述为“座架”，同样为我们理解电影的生产提供了钥匙。在生产流水线下，任一环节不遵循操作规程，均可能导致整个运作停摆。各环节互相制约又彼此促进的“座架”，或许正是无形的电影生产流水线的精髓所在。各个环节都难以为了满足私欲而恣意妄行。例如导演无法单凭自己的喜好选择演员，必须根据剧情和全片效果的需要来设计某场戏，否则其余各环节将给予他莫大阻力。但是，应该注意到，这套机制绝非某位大师匠心独运只手造就，而更近似于“自组织”所形成的产物。也正因为它并不是“建构主义者”之手笔，它能够、也必须不断发展，以避免机制僵化。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那些机制，会发现编剧、演员、导演的个人天才如同闪电把能量注入生产线，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它造成损伤，促使它调整转速和齿距，更新机体。个人才能与非个性的制度之间的对立统一保证了这台艺术利维坦的健康运行。
然而，假如无视民族、历史所凝结的最高文明成果，或者未能将其化为灵魂、润滑剂，化为某种无意识（有时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套路”），那么电影流水线也仅能生产合格品。我们不难发现，好莱坞影片的许多设定是以《圣经》的故事、形象为模板或原型的，只不过这些原型已渗入电影艺术的“座架”之中，甚至无需编剧、导演有意识地运用，言下之意，它总会体现出来。编剧、导演不必是哲学家，他们更多在向前辈和同行学习技艺。举例而言，负伤的主人公缓步走向高处，此类意象之所以能唤起神圣感，盖因它最初的源头，乃是头戴荆冠的耶稣艰难地登上他的殉难之地。这个场景的象征性已经融入世人的血液，成为他们观赏电影的“前知识”。又如，无数影片，包括国产影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可类比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仅有神迹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好莱坞影片往往还隐藏着“传播福音－忏悔并皈依上帝”的程式。事实上，福音总是自始至终大声传向那个落寞的异教徒，以致达到振聋发聩的程度，而传播福音的耶稣必先以一次次神迹，然后或以牺牲、或以失败前拼尽全力的当头棒喝（也可能是一个吻）而使他折服、顿悟。
好莱坞电影的大行其道，根源也许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至现阶段，已经全部纳入了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神教。所谓闪族文明和非闪族文明的对抗，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虚假的。国人所说“下笔如神”、“用兵如神”之“神”，跟美国人新教伦理之“神”，似乎殊途同归：它是一个人的存在意义，我们甘愿为它燃尽所有的热情，只要能够接近它历尽艰辛也在所不惜。
困难在于，好莱坞的流水线即便可以复制其“座架”，仍无法复制这“座架”的灵魂，更何况我们对它还缺乏更细致的理解、更实在的把握。“建构”无法产生灵魂，“自组织”却可以，因为那是对上帝的模仿，是真正的创造。
我钟情的那种非凡的概括句很少能见到。假如我援用前贤之语，表达“叙述的秘密不在于描写，而在于概括”这样的意思，你或许会搬出纳博科夫来作为反驳，而纳博科夫同是我所喜爱的。因此，将来在涉及美学观的所有问题上，我会保持沉默。但你若愿意，请不要仅仅绘制一幅细密画，而放弃那精深的统观，请展现你强大的洞察力，哪怕它不见容于旁人的思想，甚至是我的思想。有时候，“思”作为存在比“思”的对象更好。巨大的山体是无法忽视的。黎澍先生的《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与袁世凯》摆在案头：“但是，如果儒家的被奉为正统的思想不动摇或作新的解释，那么，要在统莫道不消魂治阶半夜凉初透级内部展开维新运动是不可能的。”挑开司空见惯所形成的白内障，放下真理的重荷，我们将发现，概括句的光芒和节奏简直难以抵御。但同样不要忽视真理。
Read More 十八年前，我不满十三岁，从遥远的兰州坐火车回家，其间在西安停留两日，等候转乘。彼时的西安市，跟民瑞脑消金兽国报纸上所呈现的面貌似乎还差别不大，火车站前面也尚未建起那么一道宛如悬空的仿古城墙。实际上，它没能给一个失败阴影中的少年棋手留下太多印象，以致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到过西安。它仅仅是地图上无意义的一颗圆点。而关于那座被旅伴们称为“西安”的城市，在我回忆中只有湿漉漉的街道、阴沉沉的天空，以及困于简陋的招待所里，莫名其妙遭到饥饿折磨的奇特感觉。这段古怪的经历，大概永远抑制了我体内某种消化酶的正常分泌，恰如成佳节又重阳人世界的肮脏令小奥斯卡停止生长发育。直到十八轮寒暑交替后的今天，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陕西人一向引以为傲的食物——羊肉泡馍——在从中作梗。我吃不惯它。无论是十三岁、三十岁，还是今后不知老之将至的若干岁，既然我南方的肠胃缺少了那种神秘的消化酶，我注定吃不惯它。
当年，在兰州，有个深不可测的大胖子荣升为专业九段，前途无量。后来他跑到北大去学历史，从此行踪不明。
命运之不可思议恰恰在于，它总是以世人无从预见的方式影响其轨迹，否则我们要么轻视它，要么认不出它诙谐乃至可恨的面孔。比如稀释我体内的某种消化酶，比如让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不知所终。又比如这次西安之行，从提议到下决定大约只花了五秒钟，可一旦开始为旅行作准备，我们便马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发现它跟我们的愿望原来息息相关，犹如一部分冬眠的记忆苏醒了。结果是：走马观花的西安三日游，我在体力上度过了三个星期，在精神上度过了三个月，在我之所以为我的历史长河中度过了三千年。
将来，我很可能会把西安之行的起点，定格于目睹秦代兵马俑那一刻，而非走出火车站、穿越北城墙的混乱凌晨，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最独特的东西，忘掉司空见惯的事物。在渭河平原那雾茫茫的沉寂黑暗中，有着某些非比寻常的意味，仿佛旅行者的内心能容纳多少，它就能给予多少。广场上默默候车的模糊人群、嚷嚷着不停揽客的出租车司机、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影，以及热气腾腾的流动早点铺，无不提供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好像这座城市沉睡了千载仍未醒来，众人似乎感觉不到岁月的重担，但它确确实实压在他们肩头，产生着无形而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播放着新世纪音乐的餐厅内，我们度过了最初的两个小时，以等待各司其职的人员前来上班，拯救他们饥饿困乏的上帝。早上八点钟，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偶尔穿梭着一些晨跑的大叔，外加几个遛狗的中年妇女。通宵营业的麦当劳无所作为。又过了一会儿，伟大的时代精神才初显峥嵘，街市才逐渐恢复应有的繁华热闹。
跟中国其他的许多城市相仿，西安的空气污染颇为严重，交通拥堵的惨状稍逊于北京，通货膨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紧随当地人在没有红绿灯掩护的斑马线上狂窜，在窄巷里同喷着黑烟的机动车抢行，可这并不妨碍我把西安视为一座呼呼大睡的城市。“上海人的观念真新啊！”在列车上，某位乘客曾大为感叹。西安的许多优异之处尚待发掘。“春发生”的服务员再三提醒我，每人一个馍根本不够吃，最少也应该点两个。
华清池可谓西安市区和兵马俑坑之间的巧妙过渡。初冬的上午，柿子树上挂满了萧索冷清，游人心中仍保留着“温泉”这个名词所唤起的少许暖意，然而，现实却是一块直冒水气的 ** 。在白居易吟咏“洗凝脂”的莲花汤边上，我们看到一对情侣，两人毫不害臊地挨挤着，彼此重复着简单的几个词，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忘乎所以。他们鹦鹉学舌般的对话没什么实在意义，有意义的倒是话音里所包含的情感。在恋人面前，我们的表情比平常活跃一千倍，丰富一万倍，所谓每一次爱情都是个秘密，此乃证据之一，但绝非最重要的证据。传说唐玄宗喜欢扮小丑，施展他老不正经的演技博美人一笑，这位梨园皇帝给后世丑角带来了特殊的荣誉。在那些狂奔的旅行团大叔的热烈幻想中，华清池好似一座面积广阔的高档洗脚城。而女领队毫不留情地拨动时光之齿轮，星移斗转，陵谷变迁，“西安事变”的两声枪响震碎了他们疤痕累累的春梦。如果说蒋委员长在“五间亭”住过，似乎难以置信，但它千真万确，并不比杨玉环曾在此濯洗她又白又胖的娇躯更让人觉得离奇。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在世人看来是那么不起眼，根本就配不上我们感慨系之。其实，正因为它们貌不惊人，历史的千钧重量才得以昭显；正因为不合乎我们的想象，它们所涉及的故事才更富有魅力，发人深省。秦代兵马俑则不同，它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奇迹，更不必说它还是整个时代，乃至一部历史的缩影，所以，旅游指南和电子导游所提供的浮光掠影的介绍，并不能让你更接近它，更熟悉它。所有物理学的客观描述只会使人离器物更远。当兵马俑坑展现在眼前，观者内心的触动，其强弱更多是跟我们步入历史的深度、对它缘何如是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情感有关。
黄仁宇先生曾撰文，指出秦人的信仰及风尚仍待深入探究。“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造这几千个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地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人比黄花瘦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Darius）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丁（Arch of Constandine）上边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地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面对千姿百态、细腻写实的兵马俑，感受它们所展示的力量，所呈现的均衡美，你大概不会相信秦是个野蛮的国家，虽然它偏居一隅，历来以武力而著称，其黑云压城的军队一向让敌人胆寒。在三号坑，我们看到一组照片，展示了陶俑褪色前的种种情形，那些华美的天青色、橙红色一扫黄土地的单调意象，简直令人惊喜。仅从容貌上说，两千年前的秦人，跟如今大街上制售烤红薯的小贩相差无几。但在仿佛寄寓着灵魂的秦代陶俑面部，笼罩着一层天真，用丁玎的话说，那是一种梦幻般的光荣。不难想见，它们的模特必定是战功卓著的将领和兵卒，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形象将伴随其君王而永存于世，因此脸上透着永恒的庄严，沉静而生动，俨如历史本身。通过这些陶俑，观者仍可感觉到从千百年前一直延续至今的余温。黄仁宇先生论证，统一在中国具有长期合理性。然而，若非制度优越、理念先进，加之历代领佳节又重阳导者惕厉奋发，人民戮力同心，三军用命向前，想要征服包括赵、楚、齐在内的强大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秦始皇最伟大的功绩既不是万里长城，也不是秦陵兵马俑，而是“书同文，车同轨”。中国“从此以统一为常情，分佳节又重阳裂为变半夜凉初透态（纵使长期分佳节又重阳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莫道不消魂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谈到“四海一”所导致的文化专人比黄花瘦制，无论是秦代的法家，还是汉代的儒家，作风固然稍异，本质却并无不同。当然，“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区别，并不仅仅体现在美学旨趣上，同时也体现在实际效果上。所以荀子入秦，称赞“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其士大夫”、“其朝廷”莫不清正公明，此时商鞅变法已持续四代，范雎为宰相，远交近攻，扩张势头无以抵挡。荀子感叹：“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不过又他预半夜凉初透言，秦国虽可称霸，终会因为“无儒”而倾覆：“法”归根到底不能长时间取代“礼”，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内持续发挥作用，“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如世人所知，辅佐嬴政统一天下的李斯，即为荀子的高足。牟宗三先生曾言：“闻道尊孟轲，为学法荀卿。”荀子代表儒家的坤道，主张有所凝聚，重视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因此，法家的李斯、韩非出自他门下并非偶然。但孔子的“好古复礼”经过两次分化，到此完全被抛弃，秦始皇甚至连世代相沿的谥法也废除了。而李斯推行郡县制，反对所谓遵循古法的分封制，恰恰是正统派儒家的主张。若以今人的后见之明看来，郡县制符合黄仁宇所说的长期合理性，可这仍属于超前之举，否则汉朝不必一度开倒车，退回一种郡县制与分封制混合的治理形式。另外，权力既然高度集中，政治分歧难免导致大规模流血，君王定将为后世所诟病。荀子深知，秦早在它成功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它那近乎狂热的施行标准化的种种举措，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虽在短时期内消除了表面差别，却无法消除许多根本上的矛盾。“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纵使秦国各阶层已适应了严格的规章法条，当它管辖的地界扩大几十倍，约束的人民构成复杂，从南到北差异巨大，便不可避免地遭遇极强的阻力，以致脱离现实。因此陈涉才会说：“天下苦秦久矣。”于是坑灰未冷则山东已乱，千秋万载的帝王梦两代而终，项羽一把火烧光了“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仅留下世界上最大的夯土台基（面积足有唐代含元殿台基的两百多倍）供后人遐想。但正如失败寓于成功，成功也寄于失败：秦始皇超越时代的步伐，他百世基业的崩毁，犹如大树倒下，变为膏壤，把中国历史的新苗引向了政治早熟的勃兴阶段。
参观秦帝陵时，风沙正劲，太阳犹如一颗惨白的樟脑丸，从毛玻璃的天空中缓缓滑落。我们乘坐的电瓶车绕着封土堆顺时针行驶，司机一路介绍公卿妃嫔的陪葬区。据说整个陵园有几十个紫禁城那么大，而秦始皇的地宫在五十年内或许都不会挖掘，因为以今日的技术手段，还无法阻止器物上的彩绘接触空气后氧化褪色。
头天夜里，我们按原先设定的路线，穿过鼓楼——宏伟的门楼北面，悬挂着“声闻于天”的巨大牌匾，在景观灯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衬得熙熙攘攘的回坊街愈发喧闹——结果意外走到一座“高家大院”跟前。夜幕下的明代官宅朦朦胧胧，屋檐上挂满了红灯笼，某个房间里正在表演隐隐绰绰的皮影戏，小展厅内诡异的黑白照片更增添了闹鬼的意境。由于西安气候及原主人财力的关系，这座院子的规模似乎比不上我们熟知的那些巨室大宅，可它闹中取静的格调，尤其是厢房的宁寂幽谧，仍然令人称羡。我甚至幻想，如能在此处，在低矮但足够作息的阁楼里写完手头这一部长篇小说，那该有多好啊！它堂而皇之的书塾虽很雅致，却并不提供诸般卡夫卡式的温暖感觉。门外的漆木鎏金对联云：“闲丛世外观古今为善最乐，懒向人间问是非树德为先。”句中的贤者辟世之意，不甚契合一名焚膏继晷的小说家当下的心境。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器物陈设于功能各异的厅室里，供游人注目或视而不见，让我意识到自己仍不善于直接向现实学习。这时，文字反倒成了更真实的存在，假如缺少文字描述，因“果戈理病毒”的戕害，我几乎无法针对什么东西落笔，它们的形象只是浅浅地浮在意识表层，难以深入思想之中。离开前，我拍下了悬挂于大厅内的另一幅对联：
智欲远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
正其谊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
下联似将“利”错写为“力”，董仲舒若看到，必大骂三声。但孔子不会讲这样的话，他提醒后学“道不远人”，他只说“不患无位，患无所以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因为“不计其功”、“不谋其利”已近乎一种姿态，既不宜于诲人，也无益于律己：做事是为了明理，为了提高修养，对儒家来说，这无异于本末倒置。董仲舒所言，其作用是抒发言说者本人的道德激情，并试图唤起听者同样的激情，然而，鼓励道德上的自恋，培养远离人间的道学家，这难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如果君子仅仅意味着自我欣赏，或彼此欣赏，而不为任何人计较功利，显然更接近道家之学，有失儒家真意。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去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继而游览碑林、大雁塔、明城墙、化觉巷清真寺，以及大明宫遗址公园。如今游人看到的西安城垣，是以唐代的皇城为基础修建的，其规模仅有外廓城的八分之一，但唐朝京师那举世无匹的宏大气象，我们尚能在两张交叠的地图上约略感受到。若以长安城坊图为参照，我们入住的那家酒店在皇城内的尚书省附近，而碑林大约在安上门以东；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靖安坊，中兴之主唐宪宗的宰相武元衡，即遇刺于此坊东面的启夏门大街；我们未能前往的小雁塔在安仁坊；大雁塔则位于晋昌坊，其半曾为大慈恩寺所占，庙宇屡遭火焚，褚遂良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却一直留存至今；而我小说主人公寓居的青龙坊，在大雁塔东南，距新世纪重建的大唐芙蓉园不远，隋炀帝为晋王时，曾于此营造日严寺，广纳名僧。以今日西安市的深处腹地，似乎很难揣想昔日隋唐长安的盛况。应当考虑到，当初它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向西的一万几千里商路，据史书所载，无处不是“桑麻盈野”。长安衰落、中国文明重心东移既不是因为唐朝覆灭，也不是因为气候变迁，而是由于海上丝路的日渐发达，导致陆上丝路的萎缩、废弃，否则利之所在，人的欲望与时代的潮流永不止息，历史的伟力定然会让长安城复兴，重新把漫长贸易通道的东段，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之下。同样，今人似乎很难将荒凉的西域，跟富得流油的城邦小国、旌旄猎猎的铁流大军，以及星罗棋布的绿洲、寺院、佛窟、烽燧、摩肩接踵的集市相联系。而小说家希望能收集、分析，再以想象力拼接各种碎片，呈现一幅完整的全息图，最终，那既是真实的世界，更是他幻想的世界。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家村遗宝陈设于收费的展区内。安静的回字形厅堂里，游人也不由得低声细语，放轻脚步，仿佛怕搅散了笼罩在文物表面的特殊光韵。利用明暗对比，布展者成功营造出一种梦境般直观历史的氛围，昏暗的现实空间虚化了，我们的注意力全被那些流光溢彩的物品所吸引。唐代金银器上的信手墨书，给人以十分奇妙的错觉，好像是不久之前才写上去的，仍然透着书写者留下的缕缕热气。“九两三”、“紫英五十两”、“珊瑚三段”、“玉臂环四”、“琉璃盃碗各一”、“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参观者犹如身处长安城的繁忙市场，耳畔回响着千百年前的喧嚣。这批器物的主人还是一位钱币收藏家。他搜罗了包括日本“和同开珎”银币、波斯萨珊银币，以及东罗马金币在内的几十种钱币，更有许多金质、银质的“开元通宝”，它们并不用于流通支付，而是作为皇帝给臣民的赉赐，仅供赏玩。唐初为统一货币，废隋钱，新币沿袭秦代“圆形方孔”形制，规定每十文重一两，“开元通宝”四字为欧阳询题写。唐代商贸发达，开元、天宝年间用钱量剧增，引发铜荒，海外胡商来华，沿途是用银铤、银币交纳关税，购买补给，而将生铜装船贩运至中国，获利丰厚。当时江淮一带，私铸钱币极为猖獗，购铜者往往以“铸镜”为幌子，大肆熔铸所谓棱钱、时钱、偏炉钱，其含铜量只及官钱的七八分之一。名相宋璟罢官，亦因为治理“恶钱”的措施有误，导致长安物价腾踊，百姓怨声载道。事实上，私铸钱币无法禁绝，究其原因，一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在起作用，二是贵金属的开采速度赶不上国民财富聚积的速度，难以满足逐日增加的货币需求。通货不足，经济活动必然大受影响，于是“飞钱”应运而生。由此观之，如今要恢复“金本位”几乎不可能，除非世界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水准，这要么是因为大国间爆发战争，要么是由于瘟疫横行，或者环境灾变，总之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已非我们所能预想。
后来无论是博物馆的其他展厅，还是中国风的清真寺，都不曾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在大明宫，我们一路惊叹唐代宫殿的巨大规模，又通过电影重温其兴衰。那些不可思议的雄伟建筑再也没有复现人间，它们仿佛在暗示，昔日生活于这片大地之上的先民，体型比当代人更魁硕，然而伴随三百年唐祚的终结，巨人族似乎也灭绝了，历史上一骑当千的英雄，驰骋大漠、独擎汉唐旌旗、督率多国部队击破敌酋的将军，西出玉门关的使臣，万里求法的高僧，统统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随之步入两宋，而无论是汉族，还是它周边的其他民族，跟以往不再一样，世界好像连大气成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有人相信今天的复兴只不过是重现当年的荣耀，那么我要说，没有什么荣耀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它便不是荣耀，而仅仅是生存必需品。上天愈是眷顾，责任愈是重大。所幸我们从不孤独。唐朝那海纳百川的气概，那奔放的现实精神，即使在国家最危殆的时刻，仍一直潜藏在人民之中，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也无论他们是遭受着苦难还是陷于狂热，或者被沦肌浃髓的无聊无望所折磨。它正在觉醒。离开西安，返回北京，我看到这个辽阔的国家上空飘荡着烟霾，更蕴含着沛然莫之能御的伟大力量。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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