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掠境之后的城市，街灯打在路面上是那么莹润明泽，周围的声光无不饱含潮气，向外浮泛着细密的波纹。有人相信，这番湿漉漉的幻觉是他们从电影院里带出来的，正如看电影时观众把个人经历及体验投射到银幕上。夜色和影厅的黑暗催化想象力的方式往往很难察觉。若追问得更深，我们可能会发现，现实与虚构创作的边界并不容易找到，两者彼此渗透交融，凝结成被称为回忆的神秘之物。所以世人说曾经存在是存在之一种，或许还是较好的一种。当情节都被遗忘，唯有形象还印在我们心底，然后我们创造性地将其充实，就好像拍摄一部影片，写作一篇小说，那些闪闪发光的诗句浑然天成。教益是：令艺术失败的病菌，同样会损害现实生活。我终于体悟到，福克纳为何如此厌弃恐惧，它让爱不留痕迹地消失，从而让它自己丧失一切价值。

1:12 2012－3－24

    关于伊萨克·巴别尔，评论家们已经谈得很多。南方的太阳、犹太复国运动、哥萨克文化、阴郁的东正教、把昏头昏脑的小老百姓抢得精光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然而小说家本人似乎在以作品告诉读者：请忽略我的思想。“原来是喝墨水的，”师长萨维茨基笑着说，“好一个臭知识分子！”
    巴别尔描绘包括上述概念在内的所有事物，在它们之间创造联系，却不做分析。他绝非无此智识，而是艺术的缪斯要求他保持沉默，甚至刻意隐藏所谓立场。巴别尔创造联系的方法是排列和拟物。
    马尔克斯的描写绝不仅仅是简单罗列，巴别尔也是如此。此乃叙事大师们共享的秘诀。《政委康金》有这样一句：“让我们为酸黄瓜和世界革莫道不消魂命献出生命吧！”《拉比之子》更为典型：“这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绣像，而且两人的像并放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的决议汇编中夹有一绺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的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曲曲地写满了犹太古诗。几页《雅歌》竟然和几发左轮枪子佳节又重阳弹搁在一起。这些东西好比稀稀落落的愁雨打在我身上……”
    请注意，我们应潜心学习的无疑是原则。谁能从中略窥门径，将大为受益。
    巴别尔的拟物和拟人相映照。拟人自然更常见。《我的第一只鹅》：“夜晚把她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泅渡兹勃鲁契河》：“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而拟物常常能在事物之间创造出妙不可言的联系。《夜》：“此时我正用乱哄哄的、一味诗情画意的脑子像煮粥那样煮着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在这个例子中，“用脑袋思考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和“用锅煮粥”构成一对妙趣横生的关系，强似千言万语，意蕴无穷。或许它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文学本质所在，符合诗人的梦想。然而，至于作者选择在哪些事物之间创造关联，才富有诗意，才精彩动人，我不知道。这确实是需要一点点天才和趣味的。

    九年前的冬天，好像连续一个月都在下雪。我坐在空荡荡的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内，宽大的桌子上摊着《财政研究》、《税制研究》、《科学世界》、《外国文学评论》等等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杂志，而我把它们联系起来，我感觉自己是如此伟大。当时旧恋情已经结束，新恋情尚未开始，考研的生活似乎十分单调。我将复习资料裹在大衣里，带进阅览室，犹如走私犯勇闯海关。管理员大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知道还有许多学生挤在门外靠近厕所的一排排座位上，幻想着发生概率为零的苟且艳遇，现实是他们被拉格朗日定理和正态分布曲线伤透了心。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帝国的储君，因此要学习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技艺以增强力量。在很短的时期里，我灵魂的容量大为扩充，以致对精神上复辟帝制自信满满，誓如新时代的查拉图斯特拉把平等主义踩在脚下。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枚聚光镜，能够聚拢一切人类文明的光线，我总想用它们来烧什么东西，弄瞎什么人的狗眼，以满足我年深月久的虚荣。如今我认识到自己无意烧任何东西，弄瞎任何人的狗眼。那些勾当跟我真正要做的事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我尽心尽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某天深夜又亲手把这家伙枪毙了。我在拥挤的食堂里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思考所建立的世界观变得模棱两可，后果是小妞们都吓得从我身边跑开，以为本人是个毫无底线的色情狂。其实我的爱让我变得如此纯洁，终于无法以金钱之外的任何手段去打动她们，而当时我偏偏不名一文，跟眼下一模一样。接下来的日子里，受到填鸭技法的启示，我开始写社幻小说。不幸的学生时代很快画上句号，我并没有如梦初醒，而是步入了更深的现实。

1:15 2011-12-31

   天气阴冷，双脚冰凉。但忽然想到“时值唐朝的祭屠月，又恰逢伊斯兰斋月”这句。刹那间，用塞尚的话说，如美酒入喉！这份突如其来的明亮欢乐，我多想传达给你。那些在无可奈何的沉寂沼泽中跋涉太久的旅人，知道阳光、色彩、希望是那么宝贵。敲响太阳的炎热之钟吧，在这阴霾弥漫的深秋！正因为世界之冷漠，幻想才如此热烈。我那历尽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领悟到：他们的不幸，只是不过是幸福的一部分、一种色彩。

14:44 2011-10-31

    每逢熄灯时刻，卧铺车厢走廊上流溢的光芒总会给人以静谧温柔之感。一名归程中的旅客正在翻看菲茨杰拉德的著作，惊奇地发现小说家诉诸笔端的竟是读者本人的生活。于是除夕夜的冷清、幽暗广袤的乡野、荧荧闪耀的神秘树林，以及异常单调的日月星辰的运行节奏，立即赋予他宁穆而无边无际的失眠。窗外岑寂的夜幕下，一族牵大象的巨人跨越铁桥，悄无声息隐没于黑魆魆的群山间。一枚孤独无助的种子忽然从旅客体内萌发。他再也无法证明巨人确曾存在，不得不忘记他们的庞然背影一度遮没大片星空。 远处，明亮环绕着无以名状的空旷，犹如外星人开辟的临时降落场。

    凌晨，摇下车窗，滚滚而来的风槌敲击着我们的脸庞和昏沉睡思。城市上空，夜雾弥漫，路灯伴着漫无边际的立交桥高低起落，橙黄色的光芒照向黑湿的众多树冠，被它们复杂而细微的边缘分割成许多明暗相隔的辐射状光影。那些钢筋混凝土的新世界的巨大图腾柱还睁着几只眼睛，或已全部闭合。我们再一次确认，这个时代的诗意就潜藏在威力无穷的大都市里，它赋予我们的感受比我们看到的更多。生活不会停息，死亡毫无意义，再多的反省、冷观，也无法浇灭世人的炽情热望，它作为存在显然高于我们的领悟。

10:55 2011-7-3

    有段时间，写作似乎停滞了，故事仅仅在他内心缓慢生长。那些准确而动人的精神上的细节，如同爬山虎的一枚枚小吸盘，让他确信这棵植物是攀附于粗朴坚固的现实之墙上的。但它生长得越茂盛，我们越难以窥见现实的原貌。最终写作者放弃了那阴影下的现实，作为该死的溃疡它唯有在阴天才陡然发作，而他仍将不顾疼痛唱起阴天的歌。对于许多虽不从事这门技艺、却同样过着秘密生活的人，他们以相爱的方式为这个暗沉沉的世界涂上明艳色彩。

　　世人评价黄仁宇，“想象力”往往成为一个特殊的关键词。德国史学大师西奥多·蒙森在其巨著《罗马史》第五卷中写道，想象力不仅是诗歌，还是历史学的源泉。黄氏也曾谈及类似的观点。（在他回忆李约瑟的文章里有那么一句：“李约瑟讨论郑和到非洲时，想象这个宦官出身的舰队司令从船舱凝视大海的场景。”）然而蒙森的说法虽正确，却每每引起误解，因为外行人很容易把“想象”跟“虚构”甚至“杜撰”画上等号。但对笔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下简单的判断句无助于我们研习前辈大师的美妙方法。
　　黄仁宇曾言：“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多年的阅读和写作让我意识到，或许“技艺”才是解开秘密的钥匙。在文章《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里，作者提到这位明朝最后一任户部尚书的童年经历，分析了他观念的渊源，并述及晚明的制度路径、思潮、财政税收情况，乃至广阔的社会现实。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再度体验到《万历十五年》的逸韵。它不同于艰深枯燥的史学论文，不同于意识形态笼罩的历史教科书（作者在《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里略带感慨地为自己辩护：“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亦不同于如今大行其道的通俗演义式的历史读物。黄氏的作品不仅避免了以上三者的短处，更吸收它们的长处，从而形成了作者自己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延续《中国大历史》眼光的《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还是综合了《黄河青山》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内容及主旨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它们依然能够把微观和宏观、抽象和具体紧密结合，而不像前述三者那样顾此失彼。如果要探究历史学家的想象力，那么这种轻快跳跃于不同意识层面之间、游走于不同维度的精神世界之间，而又时时能用某种稳定的视野，对它们加以统观的能力，正是他们非凡想象力的真实内涵。黄仁宇并不指望将历史定于一尊：那不是修撰历史的使命所在。
　　《罗马史》第一卷出版后，蒙森承认“工作量是巨大的”。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更不应忽略瑞典文学院《授奖辞》的提醒：“如同任何真正艺术作品的形式都得自天成一样，他完成的作品中丝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艰辛。读者像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完全不受拍岸涛声的干扰。”显而易见，劳作的艰巨在此跟形式的轻快成正比。黄仁宇的著作也经常引发读者类似的慨叹。所不同的是，西奥多·蒙森的想象力体现在他以全面掌握史料为基础，精深而广泛地运用对比法，将他珍视的人类激情展现无遗。关于寡头统治时期的罗马贵族，蒙森如此评述道：“他们一致认为集团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虚荣心就是荣誉感，冥顽不化就是坚定……”黄仁宇则不轻易外露其激情。其文章厚重之余，还不时透着淡淡的反讽、出人意表的含蓄幽默，我们仿佛在观看唐·吉诃德向风车怪物发起冲锋，体会了那些比无奈、艰辛或荒唐更深刻的东西，进而触摸到历史的立体形象。笔者相信，该风格与黄氏锐意磨练的技艺密不可分，同时又跟他的生平遭遇、他的个性和世界观有着关联，跟他如何看待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有着关联。然而，我之所以喜爱这两位史学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炉火纯青的技艺。倪元璐批评张居正的继任者，指其“以瞆眊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平和，以肉食素餐为镇定”。这番议论同上述蒙森的评语形成了惊人的呼应，它们神秘的相似性所折射的光谱比我们肉眼看到的更多。显然，两位历史学家总在向勇于任事、敢于变革的人物投去最热烈的目光，他们分析史事成败的框架，则远比伦理、道德或个人命运更为坚实。倪元璐给友人写信说：“大都天下之事，不患无议论而患无事功，不患无风节而患无经济。”这句话极像出自黄仁宇的笔端，而黄氏对于倪元璐的评价——政治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思想家、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家——也仿佛是作者的自况。其实，历史学家貌似冷峻的笔触下，潜藏着真正抚慰人心的暖意，让我们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疴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避免假设历史、哀叹历史，摆脱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负担。黄氏一向提倡的“大历史观”，将视野超越人身经验，这也是他治史的一个宗旨。
　　黄仁宇每以“历史作家”自谓，他有句话已被我多次援引：“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不同。”笔者也曾撰文谈论历史学对叙事学的启示，试图说明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构思的过程相逆，他们的技艺是可以彼此借鉴、转化的。然而，在此我乐意将更高的宝座让予历史学家，准确地说，是像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哲学家。正如塞内加、蒙田、马基雅维利之于莎士比亚，叔本华、尼采之于后来的许多伟大的文学家，随着时光流逝，黄仁宇将收获他应得的承认：我们文艺复兴的思想先行者。这个推断考虑了中国的特殊现实。仅从叙事艺术的领域来讲，在政治语调依然难以稳定，因而常常显得矫情、简陋的今天，艺术家要么试图避而不谈（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要么陷入两极，唱着不同却又相同的高调。因此我们总是不能摆脱“虚假”的魔障。而放眼当代中国，欲达成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去魅”，黄仁宇给予我们的启发可能尤为关键。类似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它的功用绝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史实，甚至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某段历史“缘何如是”，它的意义更在于让我们了解现实（包括历史和今天）缘何如是。
　　由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创作的《中国社会的特质》可视为黄氏思想的总纲领。两位作者写道：“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这个三十多年前写下的句子，如今仍然适用。史家的眼光常常以世纪为尺度，因此不要轻易认为往昔的史家预见不到今日之事，也不要以为他们昨天说过的话不能反映今天的状况。实际上，他们的幸福正是来源于同时看到了这一切：过去、现在、未来。

    如果仅仅将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流水线理解为编剧、特技、音乐、表演、后期制作乃至推广发行等一系列运营程序，未免仍流于肤浅。海德格尔把技术阐述为“座架”，同样为我们理解电影的生产提供了钥匙。在生产流水线下，任一环节不遵循操作规程，均可能导致整个运作停摆。各环节互相制约又彼此促进的“座架”，或许正是无形的电影生产流水线的精髓所在。各个环节都难以为了满足私欲而恣意妄行。例如导演无法单凭自己的喜好选择演员，必须根据剧情和全片效果的需要来设计某场戏，否则其余各环节将给予他莫大阻力。但是，应该注意到，这套机制绝非某位大师匠心独运只手造就，而更近似于“自组织”所形成的产物。也正因为它并不是“建构主义者”之手笔，它能够、也必须不断发展，以避免机制僵化。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那些机制，会发现编剧、演员、导演的个人天才如同闪电把能量注入生产线，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它造成损伤，促使它调整转速和齿距，更新机体。个人才能与非个性的制度之间的对立统一保证了这台艺术利维坦的健康运行。
    然而，假如无视民族、历史所凝结的最高文明成果，或者未能将其化为灵魂、润滑剂，化为某种无意识（有时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套路”），那么电影流水线也仅能生产合格品。我们不难发现，好莱坞影片的许多设定是以《圣经》的故事、形象为模板或原型的，只不过这些原型已渗入电影艺术的“座架”之中，甚至无需编剧、导演有意识地运用，言下之意，它总会体现出来。编剧、导演不必是哲学家，他们更多在向前辈和同行学习技艺。举例而言，负伤的主人公缓步走向高处，此类意象之所以能唤起神圣感，盖因它最初的源头，乃是头戴荆冠的耶稣艰难地登上他的殉难之地。这个场景的象征性已经融入世人的血液，成为他们观赏电影的“前知识”。又如，无数影片，包括国产影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可类比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仅有神迹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好莱坞影片往往还隐藏着“传播福音－忏悔并皈依上帝”的程式。事实上，福音总是自始至终大声传向那个落寞的异教徒，以致达到振聋发聩的程度，而传播福音的耶稣必先以一次次神迹，然后或以牺牲、或以失败前拼尽全力的当头棒喝（也可能是一个吻）而使他折服、顿悟。
    好莱坞电影的大行其道，根源也许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至现阶段，已经全部纳入了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神教。所谓闪族文明和非闪族文明的对抗，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虚假的。国人所说“下笔如神”、“用兵如神”之“神”，跟美国人新教伦理之“神”，似乎殊途同归：它是一个人的存在意义，我们甘愿为它燃尽所有的热情，只要能够接近它历尽艰辛也在所不惜。
    困难在于，好莱坞的流水线即便可以复制其“座架”，仍无法复制这“座架”的灵魂，更何况我们对它还缺乏更细致的理解、更实在的把握。“建构”无法产生灵魂，“自组织”却可以，因为那是对上帝的模仿，是真正的创造。

    我钟情的那种非凡的概括句很少能见到。假如我援用前贤之语，表达“叙述的秘密不在于描写，而在于概括”这样的意思，你或许会搬出纳博科夫来作为反驳，而纳博科夫同是我所喜爱的。因此，将来在涉及美学观的所有问题上，我会保持沉默。但你若愿意，请不要仅仅绘制一幅细密画，而放弃那精深的统观，请展现你强大的洞察力，哪怕它不见容于旁人的思想，甚至是我的思想。有时候，“思”作为存在比“思”的对象更好。巨大的山体是无法忽视的。黎澍先生的《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与袁世凯》摆在案头：“但是，如果儒家的被奉为正统的思想不动摇或作新的解释，那么，要在统莫道不消魂治阶半夜凉初透级内部展开维新运动是不可能的。”挑开司空见惯所形成的白内障，放下真理的重荷，我们将发现，概括句的光芒和节奏简直难以抵御。但同样不要忽视真理。